编者按：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新方位》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中国经济新方位的权威著作，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怎么看、怎样办、如何干、为谁干”四个角度深入分析中国经济新方位。本文系该书第三章“新环境———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第一节摘编，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说到长周期的问题。许多迹象表明，长周期正在按其大致的节奏来临与演化。在经济学说史上， 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１８９２—１９３８ 年）曾在１９２５ 年所著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书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总结出经济发展存在着长度为４８ 年到６０ 年、平均为５０ 年的长期波动。即在１７８０ — １９２０ 年这１４０ 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经历了两个半长周期的波动。具体如下：从１７８９ 年到１８４９ 年，上升部分为２５ 年，下降部分３５ 年，共６０ 年；从１８４９ 年到１８９６ 年， 上升为２４ 年，下降为２３ 年，共４７ 年；从１８９６ 年起，上升２４ 年，１９２０ 年以后是下降趋势。到他著书之时，第三次长周期的衰落期仍在继续。就每一个周期而言，前１５ 年是衰退期，经济低迷；接着２０ 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发展显示出一派兴旺景象；其后１０ 年是过度建设期，经济将经历５— １０ 年的混乱期，并导致下一次衰退的出现。在经济周期理论中，这也被称之为生产力发展周期。
约瑟夫·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８８３—１９５０ 年）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但熊彼特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呈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周期等于技术革命的周期。据此，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一是从１８ 世纪８０ 年代到１８４０ 年，这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第三章 新环境———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从１８４０ 年到１８９７ 年，创新进入蒸汽和钢铁时代；三是从１８９７ 年到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引领的时代。以此而言，可以进一步看到，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之后，由半导体技术创新肇始的电子信息时代，一路推进到互联网、移动互联和智能化的“共享经济”前沿，“新经济”勃然兴起，以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技术成果伴随信息化、全球化进程，正引领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创新大潮。
然而，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实为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此前一路狂奔的全球化高歌猛进。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年，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危机后的阵痛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不稳固；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在英国公投与之脱离后前景未卜；日本长期处于几乎零增长的停滞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困难。为了刺激经济，多个国家开启了“负利率”时代，而在国际关系层面，则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在相当大程度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正是这一轮长周期变化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在熊彼特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继续刻画出第四波长周期的图形和第五波的前半部分（如表３－１ 所示）。
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很可能继续展开的长周期的压力区。综合而言，能推动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泥沼并化解国际国内争端与矛盾的，唯有寄望于重大技术进步催生的新兴产业在结构性改革中蓬勃发展，并在广泛的地区和人群中分享其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和产业红利。而这，正是我国面临新形势所必须具备的全球视野、长期视野与前瞻性思维。
